张伯笠多年站在教会讲台撒谎和作假见证

张伯笠多年来站在教会讲台撒谎和作假见证

——说谎者之父的好儿子风采赏析（一）

作者：小草

1991年张老四（张伯笠）逃来美国，据我目前的了解，1998年张老四才公开以基督徒的面目出现，也是在那年他出版了《逃离中国》一书，并在一些基督教刊物上发表他的传奇见证，虽然他后来说他是1989年底在逃亡时就信主了。

约从2001年开始，张老四被海外华人教会请去作见证。从此，他被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所知，也越来越出名。从98年至今，16年过去了，如今张老四已成为了华人基督教界的“名牧”，“著名的布道家”。张老四在教会界里的走红，是因为讲道讲得好吗？断然不是！他对圣经经文的认识是非常的表面和肤浅。真正让他走红的是他“传奇的经历”—偷渡中苏边境，埋在雪地24小时没死，进过KGB，在深山里躲了1.5年，逃至美国，得了晚期肝癌，得过肾衰竭，百万美元的欠债被免。。。。。都十几年过去了，可张老四还再不断地复述着他个人的这些“传奇经历”，而一些华人教会也还在不厌其烦地请他去讲。更不幸的是，张老四所讲的这些经历里有不少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这是我下面会举证的。

把张老四这样一个不断地站在教会讲台上撒谎和近乎亵渎地轻佻态度作假见证的人捧红，华人教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华人教会牧者的分辨力显然是出了问题，而且也显露了不少华人教会对张老四这种传奇的个人见证颇为喜好，甚至过于对 神的道的爱慕，以致于听了十几年了，还要请他到处去一再地讲他这些“传奇”的个人经历。

目睹张老四如此长期地、一再地、胆大妄为地站在教会的讲台上大言不愧地撒谎和作见证，对此我的心愤恨不已。教会的讲台是传讲神的道的场所，而不是让骗子撒谎的地方，更不是被个人利用来不断炒作自己的地方！同时，我也为华人教会如此不懈地追捧张老四这么一位满嘴谎言的人而深感痛心！华人教会醒来吧！

张老四的那些偷渡中苏边境的事是毫无证人和证据的，但光是看他自己他所说的，里面就疑点重重，很值得去怀疑其真实性，详见《严重质疑张伯笠传奇的逃亡故事的真实性（一）》和《严重质疑张伯笠传奇的逃亡故事的真实性（二）》。作为教会，在毫无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的情况下，为什么就要听信呢？对于张老四躲在一农妇家里的经历，他在不同的时候却说出了完全不相一致的故事。比如，有时他说在逃亡前没有读过圣经，有时又说他有仔细地读过了圣经。有时他说那位农妇不识字，以致把他的名字念成“张伯签”，但在另一时候，他说是念成“张百签”，还有一次他说那个农妇一下就正确地说出他的名字。而说到他自己在雪地里面对死亡时，张老四说神对他说话，但在三个不同的时候，他讲出的神对他说的话却是不同的。有一次他说神对他说，“活下去，。。。”主宰生命的神会对人说出“活下去”这样的话吗？一个人活不活得下去，主权在神，而不在人。人求神让他活下去，那是正常的，但反过来就不对了，可见神不可能对他说这样的话，详见《严重质疑张伯笠传奇的逃亡故事的真实性（三）》。很显然的，在张老四这些完全相背或不相一致的种种说法里，就免不了有许多的谎言。

有关张老四得晚期肝癌的故事，直到2011年底之前，他讲他得的是晚期肝癌或肝癌，这点可是传得连外邦人都知道了，这个可从曾经的律师刘路（李建强）说张老四得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炎的话里就可说明的，见《著名律师刘路（李建强）曝张伯笠曾得肝癌是个谎言》。但就在刘路于2011年10月4日在网络上指出张老四得肝癌是个谎言之后，从2011年10月底开始，张老四就改口说他得的是肾癌。至今我已经看到他在两个不同的时候说他是得肾癌。一次是在2011年的10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讲道时，题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其间他说，“医生跟我化疗──肾癌，癌细胞第三期”。还有一次是2013年6月2日在香港的基督教善乐堂讲道时，题为《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次他是这么说到他得肾癌的：http://www.cco.cuhk.edu.hk/chaplaincy/chi/sermons/2013/05/the-spirit-that-makes-us-understand/

当年在美国，我留在大学，预备新的学习生活，刚刚此际，我大病一场，几乎要死。我患了严重的肾病，一病就四年了。为了治疗肾癌，在美国做化疗，医了一年，后来到台湾医病又渡过了一年。如果张老四得的是肾癌而不是肝癌的话，那么他岂不是站在教会讲台上撒了十多年的得肝癌的谎言吗？张老四的所谓晚期肝癌得到神的医治岂不是他成为传奇人物和走红的主要因素之一吗？但这个主要因素却是个谎言，如今也已被他自己改写，那么他岂不就是靠谎言而走红的吗？其实，张老四所谓的得肝癌或肾癌，根据他自己这几年来前后不一样的不同说法，以及完全不符合一些医学常识的陈述，就显露了很多他所说的那些得晚期肝癌、住院，化疗，病况，治疗等等经历并非事实，而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谎言，参见《肝癌？肾癌？严重质疑张伯笠曾得过癌症！》及《从医学角度论证张伯笠得晚期肝癌的虚谎》。

2011年10月30日张老四到香港中文大学讲《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次他不仅说他得的是第三期肾癌，还编造了很多的谎言，下面就拿他其中的一段话为例来说明：

到了美国后就去到普林斯顿大学，我的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余英时先生。。。后来有一天，余先生说你们想念书吗？想读什么？我说当然选文学啊！跟你学历史也可以啊！。。。结果有一天，我生病住进了医院，我进医院，一进就四年，同学们都毕业了，我在医院里还没出院，那天我才发现健康也没有可以骄傲的，健康也可以忽然失去，所以人没有出路。

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我是在苦难中，在没有盼望、在死亡的咒诅中、在孤独中渡过的。我现在常想起那六年。人生六年不长也不短，可是那六年是我人生最美年华的六年，我是这样过去。一进医院，医生跟我化疗──肾癌，癌细胞第三期。医生说：“你要化疗”，“能活多久？”，“三年，顶多三年”，“不化疗呢？”，“也差不多三年”，“为甚么要化疗？”，“因为化疗还有一丝希望，不化疗一点希望都没有。。。。化疗做得还不错，癌细胞不见了，但是肾脏衰竭了，我必需换肾，所以我就去了台湾，当我到了台湾，就住进了荣民总医院，换肾等了一年都没有肾源。。。我有一次到美国国会里有一个讲演，出列者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参议员，他前几年去世了。他就问我，你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我认识一位朋友，可以免费的为我服务，我当时还挺不高兴的，我觉得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心理有病啊？后来我就想，一个人与世隔绝两年，在医院折腾六年，我估计心理也不会太正常。你觉得会正常吗？每当我在医院里打开窗子，我看到柴N开着小车去普林斯顿上课，背着书包，我就很难过。后来九五年我身体好了回到美国。。。我记得有一天，我觉得我真得很不想活了。在台湾那段时间，我就打电过，那是在美国时，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说，我觉得活不过天亮，这个苦难对我来说，有点越不过去，你赶紧过来给我受洗吧！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捞到，死了我不能把天堂给错失，如果这个都没有了，那我这一生一定凄凄惨惨…（我问牧师，你看现在几点？已经半夜三点了。如果你在医院一、两年就不会知道时间，医生叫你，你就起来，医生检查，就起来，他不来你就睡觉，你跟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那天牧师没有来，但是来了一对马来西亚夫妻，他给我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注四）──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不要惧怕死。

所以感谢主，九五年我进入神学院，我的病好了一些，就回到了美国，进入神学院。那时神学院比医院好多了。

张老四2001年在台北说（见《基督教张伯笠牧师见证》），他1991年6月到美国后不到3个月就生病住院了，1992年3月去的台湾。1998年张老四在《浪迹天涯、出死入生》（[原载于校园杂志87年10月号]）里说，他只在台湾荣民总院2个月，后就治愈出院了。可他在上面却谎称在台湾等换肾，等了一年都没有肾源。就算张老四从1991年8、9月份住进普林斯顿医院，到1992年5、6月份出台湾的荣民总院，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他却在上面这段话里谎称是住了4年的医院，还说是在医院折腾了6年！还说他到了95年身体好了才回到美国，就进神学院。实际上，1993年2月份张老四就已经不在台湾，而是在美国了，他参加了1993年2月在美国举办的海外民运组织的竞选，还当上了副主席，同时还当上了一个民运刊物的社长/主编，还到中国餐厅送外卖。所以，至少他在1993年2月之后根本就不是住在医院里！他更不是一出医院就进神学院，而是至少在1993年2月之后就很活跃地在海外搞民运。这件事他自己在《余杰对他的访谈——从当代鲁滨逊到忠心的牧羊人——美国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张伯笠访谈》也说到了，如下：

一九九三年，我在台湾治好了病，。。我对上帝祷告，求你再给我两年的时间，让我在这两年里为民运做一些工作，。。。在民运里面，我做得风生水起，当选了“民联阵”的副主席和《中国之声》的主编。担任这些职务纯粹是义工，没有工资，还要负责筹款。我给杂志写前言等，还要编辑来稿。我的生活主要靠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研究经费，同时也到中国餐厅送外卖。

两年后的1995年张老四又去竞选，但被落选的人投诉。见他自己在2002年在《从天安门到献身给耶稣》一文里所说的：

我从台湾回到美国，在华盛顿的民主联合大学大会上被选为新组织副主席，并兼任《中国之声》杂志主编。我向恩主乞求，请给我两年时间，。。让我能对。。。尽一点心力。神是宽容大量的，祂给我力量，给我怜悯，也给我两年的时光。但两年后我又忘了和神的约，去竞选下一届理事长。我在劣势里竟然竞选成功，我当选了。。。。不舍得放下这多年来所经营的事业，和一批跟随自己多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我当选不久，落选的原理事长开始向监事会投诉我。。。

在《余杰对他的访谈里》里，张老四说，他是1996年才先去惠顿（Wheaton College）读英文的，是到了1997年才去正道神学院。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在从台湾回美后就进神学院的，而且一开始去惠顿学院也不是去学神学。见他的原话：

一九九五年，我在芝加哥的一个华人教会中受洗。当时，有四百多人参加我的洗礼，我作了十五分钟简短的见证，有四十多人听了之后决志信主。一九九六年，我辞去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职位，正式奉献作传道，由“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师主持奉献礼。我先到惠顿读英文，次年进入正道神学院。

张老四为什么先去惠顿学院，后来再去正道神学院呢？在报道张老四的文章《你是鹰，要勇敢高飞！》里有这么一段话：

神学院学习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个学期时就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成绩落后，很难完成学业，甚至奖学金也失去了，老师们也觉得他（张老四）没有什么希望。

但是，张老四2001年在台北，对他离开惠顿（伟顿）学院的原因，却编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出来（见《基督教张伯笠牧师见证》），如下：1995年，我进入伟顿大学读神学，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神学院，当我到了神学院开始学神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这个神学院怎么搞的，我学了不到半年，快学得不信了。每天就是理论理论，我也听不懂。感觉也不是很好，牧师也经常的批评我，批评得我让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所以那时慢慢的觉得与神越来越远。后来有一次，我去纪念6四。。。。我跟我的教授请假，教授说“不行，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去。”那我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去呢？我就去了。当我回来，他提调（？取消）了我的奖学金。我就和他吵起来。。。然后，我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个台湾问题专家，。。。结果，我跟他说，我在这边真的读不下去了。没钱了，奖学金也没有了。

实际上，惠顿（伟顿）学院（WheatonCollege）是文理学院，并非神学院，更谈何是“非常传统的神学院”？但张老四却把它说成是非常传统的神学院，还说他是去那读神学。我绝对不信美国学校会因为学生去参予一些政治活动而惩处学生，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国家更是不可能。而且，这个学校本身就不是神学院，张老四也不是去读神学的，他自己在余杰访谈里说是去读英文的。所以，学校根本就不可能会因为他是“基督徒”的原因而不让他去参予政治活动。我更相信是因为张老四英语不行，完全无法读不下去，才被开除出去的。但他却编造出上面如此离谱的故事出来胡弄人。

张老四在不少地方都说他是1995年进的神学院（上面就已给出了两例），但2013年6月2日他在《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说，“我转到洛杉矶证道神学院，花了三年时间，修读了道学硕士的学位。”2012年张老四自己在《不为明天忧虑》里说他是 2000年毕业的，他说，“我毕业那年，2000年，上帝把这账单给我付掉了。”这样说来，张老四是1997年才进的证道神学院，于三年后的2000年毕业。在《不为明天忧虑》里，他也说是1995年去读神学的，他的原话，”一九九五年，我在美国读神学。“ 张老四到处说他是1995年进的神学院，这就是他在四处散布谎言。自己哪里进的神学院总不至于会记错或不记得吧，要是连这都记不住或会记错的话，他所讲的话还能有什么准确性的保证？这样的话，他也不该再站在教会讲台不断地去制造和散布不属实的谎言了！张老四说，”每当我在医院里打开窗子，我看到柴N开着小车去普林斯顿上课，背着书包，我就很难过。“美国的医院都是空调的，全是封闭不开窗的，也是不能开的。张老四住的病房还能打开窗子，他这哪会是住在美国医院？在医院的窗子里还能看到柴N开着小车，真是笑话！难道柴N一到美国就开车了？就成天开着车在张老四的病房前转悠？要不怎么可能每当开窗就能看到她开着小车？

2010年10月，张老四在纽约讲述他化疗的事，也是很谎谬的，见《「更美的家乡」》：
在化疗期间，他的头发掉光了，晚上呕吐不止，最多是一个晚上吐30次，肠子都快吐出来了，简直根本无法入睡，于是他干脆把被子带到厕所里，睡一会再接着吐。美国的医院是不可能让病人睡到厕所里去的，要吐，床边放个盆，或可以装呕吐物的容器就可以解决了，这种问题医院可以很轻易地对付。对于化疗病人，医生可以让病人同时服用抗呕吐的药，可以做到让病人完全不会吐。说医院会让病人吐个不停，吐到去睡在厕所里，简直是无稽之谈。可见，张老四竟然连这么常识性的事情都会胡编乱造。到底他有没住过医院？有没化疗过？有没吐过？既然连医院是怎么解决病人呕吐，他都不知道，那么，要不是他根本就没化疗过，没吐过，就是没住过美国的医院！那么，他的所谓欠了美国医院百万美元的故事也就是捏造出来的假见证！而且张老四的这个欠百万美元的故事无非是个赖债不还的故事，不仅不能见证上帝的恩典，而是在抹黑上帝，详见《张伯笠欠百万美元赖债不还的见证是在抹黑上帝》。张老四还说他在美国医院里时，有一天曾半夜三点给他牧师打电话，让牧师过来给他受洗，但牧师没来，来的却是一对马来西亚夫妇。但2001年他在台北讲这件事时见《基督教张伯笠牧师见证》，却编造了一整段半夜三点把牧师叫来后和牧师的对话。既然牧师都没来，那么他半夜三点与他的牧师对话的故事就纯属是个谎言、假见证。而且他编造的这段与牧师的对话，口气非常的轻佻，一付调侃和嘻嘻哈哈的姿态，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浑身插满管子要死的人，或是一个真心信主要求受洗的人说的话。下面就是他编造的这段谎言：

有一天，半夜三点钟，我难过的睡不着，我知道可能明天我就要死了。可能我活不过天亮，我就把氧气罩拿下来，打电话找我的牧师，我就说：“你要来！”牧师说：“干嘛？这么晚你怎么呢？”半夜三更的，打电话牧师也不高兴的。我说：“我活不过天亮！。”他也不高兴，我说：“你有什么不高兴了，你不是传道吗？传道传道，随传随到！你应该来啊！不来行吗？”所以我现在是传道啊，随传随到，应该来传道啊！所以他就来了，来了给我祷告，祷告后他说：“等你好点，出去就给你受洗。”我说：“现在就洗吧！”他说：“不行呀！弟兄，我们一定要浸水里的！”接着说，“你看你，浑身插满管子。上下都是管子，我拔掉哪个，说不定你都会死掉的，我也不敢拔呀！”他就走了！我就气得不得了，我想，那怎么办呀，我明天死了怎么办呀！有病的人脾气都不好的，一有病他就会抱怨。这时候一对马来西亚的夫妇在这里，他们没有走。他们看着我，说：“伯笠弟兄，我们为你祷告。”“你是不是口中相信心里承认呢？”我说：“是啊！”他说：“那你就得救了！”我说：“那不受洗行吗？”他说：“我给你看段经文，你来看！”他就翻到《路加福音》，那时我好长时间没拿《圣经》了。我打开《路加福音》。

如果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到了浑身插满管子的状态时，那么也就到了不可以做化疗的阶段了。肝癌病人最后最明显的症状是肝区疼痛，这要插什么管子？更谈何浑身插满管子？而且，在美国，检查阶段和化疗时期都是不需要住院的，有些人在化疗时还在边上班，有的人就是在家休息。所以，张老四的住院检查，住院化疗，晚期肝癌、浑身插满管子完全就是不能共存的情形，参见《从医学角度论证张伯笠得晚期肝癌的虚谎》。张老四一再地说他是在89年逃亡到1991年生病住院这段时间里就信主了，还经历了种种的神迹奇事，还受过圣灵感动和充满，还听到神对他说话，在病床上深更半夜要求牧师给他受洗，云云。但是，既然张老四敢这么凭空捏造出半夜三更与一位牧师在医院病房里的故事出来，敢胡编滥造他在惠顿学院呆不下去的原因，敢于撒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那么他的所有那些传奇故事照样也可以是他捏造出来的谎言。张老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对华人教会撒谎和作假见证，这就足以证明他这个人不可能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圣经很明白地说了，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约8:44）。一个撒谎成性，且是胆敢站在教会的讲台上，一而再地、长期地、肆无忌掸地以谎言来欺骗教会，说明他的心里根本就不可能有对 神的敬畏，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是 神的儿女！